1961年，在南极考察站里，27岁的苏联医生给自己注射了麻醉剂，然后亲手切开了自己的肚皮，没有人能想到，他完成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奇迹。
想象你被扔在地球最荒凉的角落，四周是吞噬一切的暴风雪。
死神就蹲在门外敲着门，而你唯一的生路，竟然是亲手用刀剖开自己的肚子。
这听起来像最疯狂的荒野求生剧本。
但在1961年，一位名叫列昂尼德·罗格佐夫的27岁苏联医生，在南极的白色荒漠里，真把这出戏演成了。
观众只有11位吓得手脚冰凉的队友，舞台是科考站的仓库，而他，既是导演，是主演，也是那个命悬一线的病人。
那时的新拉扎列夫考察站，像一颗被钉在世界尽头的图钉。
十二个人，就是这片尔马赫绿洲上人类的全部。
罗格佐夫是队里唯一的医生，一个刚从列宁格勒医学院毕业两年的年轻人。
直到1961年4月29日清晨，一阵熟悉的、却令他浑身冰凉的剧痛从右下腹传来。
作为医生，他太清楚这意味着什么：急性阑尾炎。
在城市医院，这只是个半小时就能搞定的小手术。
但在南极，在补给船一年只来一次、暴风雪能把飞机翅膀拧成麻花的鬼地方，这就是一张设计精巧的死刑判决书。
他量了体温，38.5度，还在攀升。
恶心感一阵阵涌上喉咙。
阑尾穿孔，腹膜炎，死亡率超过百分之八十五。
最近的阿根廷站远在一千六百公里外，而窗外，风速表上的指针指着每秒二十五米，已经狂刮了十一天。
外部救援的可能性是零。
他面对的是一个冷酷的二选一。
等死，或者对自己动刀。
他选择了后者。
于是，一场人类医学史上最孤独、最硬核的手术进入了倒计时。
他的“医疗团队”是司机、气象员、工程师和厨师。
他拿出纸笔，像幼儿园老师一样画图教学，这是手术刀，这样递给我。
这是止血钳，这样夹，这是镜子，举稳，别抖。
他还指定了一个替补队员，以防前面哪位老兄看见血和内脏直接晕过去。
仓库被清空，桌子推到墙边，用煮沸的雪水消毒器械——这是他们能找到最接近无菌条件的方法了。
没有手术台，他用几条毛毯把自己垫成半躺的姿势，这样他才能低头看到自己的腹部，才能在力气耗尽时靠一靠。
手术前，他给队员们下达了最后一道，也是唯一一道他能接受的指令。
如果我昏过去，就用肾上腺素扎我的大腿，别管我怎么喊疼，必须把伤口缝完。
1961年5月1日凌晨两点，手术开始。
他给自己注射了奴佛卡因进行局部麻醉。
这药只能麻痹腹壁的皮肤和肌肉，当手术刀向内深入，碰到腹膜和内脏时，每一丝触碰带来的锐痛都将清晰无比。
全麻是奢望，他必须保持清醒，因为没有人能替他完成剩下的步骤。
刀尖划下，一个十二厘米的切口被打开。
南极的严寒立刻展现威力，渗出的鲜血在刀锋和皮肤上凝结成细小的红色冰晶。
他左手拿着镜子，右手伸进切口，依靠镜中左右颠倒的图像和指尖的记忆，在自己温热的腹腔内摸索。
视线受阻，触感因为低温而麻木。
手术进行到第四十分钟，意外发生。
他的器械不慎划破了盲肠，一股浑浊的液体涌出。
那一瞬间，罗格佐夫感到眼前发黑，世界开始旋转。
他立刻停下，让助手用纱布压住，自己则做了几个深长的呼吸。
大约二十五秒后，眩晕感退去，他继续。
为了对抗疲劳和疼痛带来的意识模糊，他每隔四五分钟就狠狠咬一下自己的下嘴唇。
终于，他的指尖碰到了那个该死的器官。
阑尾已经肿到正常的三倍大，颜色发黑，距离穿孔只有一步之遥。
切除它只用了几分钟，但随后缝合血管时，他的手臂因为长时间的紧绷和疼痛开始不受控制地颤抖。
他不得不将手肘顶在膝盖上，用整个身体的重量来稳住那枚穿梭的缝针。
一百零五分钟。
当他缝完最后一针，剪断线头，汗水已经浸透了三层内衣，甚至在低温中，他的睫毛上都挂上了由呼吸凝结成的白霜。
他没有立刻倒下，而是指挥着惊魂未定的助手们清理现场，消毒器械，处理医疗废物。
直到一切收拾停当，他才服下抗生素和镇静剂，允许自己陷入沉睡。
术后的几天同样凶险，他持续高烧，队友们甚至偷偷准备了一口临时冰棺。
但这个27岁的身体里，似乎燃烧着比南极寒冰更顽强的生命力。
第五天，体温开始下降，第七天，他自己拆了线。
两周后，他居然能走出门，和队友一起进行冰层测量。
他在医疗日志上平静地写下：“手术顺利，病人情况稳定。”
罗格佐夫这一刀，切的不仅是一根发炎的阑尾。
他切开了南极科考浪漫冒险的表象，露出了其极端残酷和孤立的本质。
在他之前，各国对南极越冬站的医疗风险准备严重不足，他的经历像一记响亮的耳光，打醒了所有人。
自此之后，主要科考站强制配备多名医生，急救设备和药品清单被大幅扩充，国际性的极地空中救援协调机制也开始建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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